子洲县委史志研究室副主任 武菊介绍李子洲和子洲历史

子洲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在20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红色遗址、遗迹、故居等70多处；在30万人口中，先后有3000多人参军入伍；在不长的历史上，有近700位烈士，他们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献出宝贵的生命。而这一片红色江山的缔造，都和李子洲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李子洲，1892年出生在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他的祖父、父亲都是银匠。在那个风云动荡，民不聊生的年代，即使像这样拥有一技之长的家庭，照样难以生存，日子过得朝不保夕，饥寒交迫。因此，直到15、16岁左右，家里东拼西凑来钱，李子洲才勉强上了私塾。

1919年，李子洲就读北大哲学系。教授哲学的正是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李子洲特别推崇爱戴自己的老师李大钊。言行举止，时时处处，都浸染着乃师风范。据我党元老罗章龙回忆：李子洲无论着装打扮，外貌特征，还是脾气秉性都与李大钊很相似。再加上二人都姓李，学生们提起李大钊就想到李子洲，说起李子洲又很自然的联想到了李大钊。

李子洲生性豁达洒脱，为人豪迈、不拘小节，很快就成为北大学生会的一名活跃分子。五四运动时，在李大钊领导下，李子洲带领北大爱国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封锁阻挠，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

在北京期间，李子洲与毛泽东还有一段故事。当时，由李子洲等人创建的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与湖南新民学会的成员都住在北京吉安所左巷，每天茶余饭后，李子洲和毛泽东等人经常促膝交谈，有时还同塌而眠，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李子洲比毛泽东大一岁，毛泽东呼他为老大哥，还尊称李子洲为“北方之强”。

1921年，李子洲和刘天章等人改版《秦钟》，创办了《共进》杂志，发表进步学说，批判时弊，唤醒民众，在全国颇具影响。同年12月，李子洲加入北大由李大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为该会早期的会员。通过深思研究，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的好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利用各种机会和平台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3年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的介绍，李子洲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正式走上革命道路，并成长为一名无比坚定的共产主义斗士。

1924年春，李子洲回到陕北，先是到榆林中学任教。夏天，受命担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校长（绥德师范）。到任后，他改革旧弊，大胆创新，聘用常汉三、杨明轩等几名进步老师任教，用科学、民主的思想教育学生，向学生宣讲《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浅说》，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必修的主要课程，亲自向学生讲授，吸引了大批青年学子。子洲籍的安子文、刘正平、徐博、李策銘在绥师读书时，号称“西川四大名生”，拓克宽、苗仰实、田庆丰、景仰山、贺维新、李临铭、周发源、周梦熊、曹秀清等纷纷受教于李子洲。他们日后都取得了不俗成就，在子洲，乃至陕北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四大名生之一的安子文，1926年在北京参加李大钊领导的三·一八游行示威时，被北洋军阀卫队开枪打伤，转入地下工作，后来担任了中组部部长；李临铭，子洲第一个共产党员，创建了宁夏特别支部，在宁夏影响力很大；拓克宽，随李子洲从榆林中学转入绥德师范，组建了山西省第一支中国工农武装，并担任第一任领导人；子洲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曹秀清，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夫人，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作出了贡献；还有田庆丰、贺维新、周发源、周梦熊等人，在陕北各地均创建了早期的党团组织。

在绥德师范，李子洲还创办了《陕北青年》、建立了共进社绥德分社，先后吸收了子洲籍的冯文江、栾本初加入。1924年11月，受李大钊委托，李子洲创建了陕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绥德小组，由北京党组织直接领导，1925年年初，在中共绥德小组基础上，李子洲又创建了陕北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绥德支部，当时，加入绥德支部的子洲籍的学生就有十多名。

这些学生党员取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利用寒暑假时间、集市集会的机会，向家乡父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学亲友之间互通书信时张口闭口，谈论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迅速在子洲的南川、西川传播开来。

从1924年，子洲有了第一个共产党员开始，到1926年子洲建立第一个党支部以来，子洲的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党团组织遍地开花。党员田庆昌、郭步岳发动苗家坪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组织群众抗粮、抗税。有一次，他们在进行宣传活动时，遭到当地基督教徒的干扰破坏，基督教徒散布歪理邪说，说人是受上帝保护的，农民不听上帝的话，干革命，是会送命的。此举激怒了郭步岳他们，他们怒撕基督教张贴的标语，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迫使基督教神甫王杰厚在苗家坪高小全体师生大会上认错、道歉。这样一来，革命宣传更加深入人心，苗家坪周边十几个村子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在西川的周家硷，马文瑞组织党员进行集日演讲，他说“老乡们，农民兄弟们，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累死累活在地里干活的是我们，打哈的粮食却进了地主老财的仓库？！为什么我们种一亩田，却要交十亩田的税款？！为什么我们起早贪黑却连汤水都喝不上，地主老财们整天不干活，却吃香的喝辣的？！”在他的启发鼓舞下，西川群众斗志昂扬，和西区区长作斗争，要求清算账目，减轻税收。其他各类运动，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也进行的如火如荼，李子洲播下得马克思主义火种已经呈现燎原之势。

1926年到1927这段时间，李子洲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和搞兵运工作上，先后输送子洲籍的张逊谦、冯文江、冯鼎臣、杜聿昌到黄埔军校学习。李子洲和杨虎城交往甚密，他常常劝说杨虎城做新时代的革命军人。又派了共产党员李象久、谢子长到国民党石谦的部队担任连长，在石谦的队伍里发展了百余名党员。

1928年11月，李子洲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29年因叛徒出卖被捕，6月18日，牺牲于西安西华门监狱，年仅37岁！

革命未成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纵观李子洲的一生，为革命生，为革命死，唯独没有为他自己活一天。在监狱里，面对残酷折磨，李子洲坚贞不屈，在写给妹妹李登岳的信中，他说:“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斯人已逝，这段遗言如今读来，依旧令人潸然泪下！斯言犹在耳，又怎能让人不伤心掉泪呢？！

李子洲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信仰和对党的无限忠诚，像他的老师李大钊一样，自束发受教以来，即致力于民族解放独立事业，终其一生，矢志不渝！毛主席在其墓碑上亲笔题词：陕北共产党奠基人。

子洲何其有幸！名其雄名，存其英灵，承其宏志，在陕北革命陷入低潮，白色恐怖甚嚣尘上之时，冯文江等后来人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召开了意义深远，十分重要的南丰寨会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6月，冯玉祥颁布清党三条，8月，号称“陕北王”的国民党将领井岳秀追随冯玉祥脚步，武装查封绥师，暴力驱散学生，大肆搜捕共产党员，陕北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几近瘫痪。

1927年11月，陕西省委为整顿恢复陕北党团组织，计划成立陕北特委，统一领导陕北地区的工作。1928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到陕北开展前期的筹建工作。杜到绥德后，联系冯文江、赵通儒，向二人布置了任务。二人分头准备，最终计划于当年4月在苗家坪南丰寨召开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4月，会议在南丰寨古庙内召开，开了三天三夜。杜衡、冯文江、赵通儒、焦维帜、景仰山、苗仰实等十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定了一个基调：任何情况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要坚持斗争，要讲究策略，保存实力。

会议成立了陕北特委，并选举了特委党团领导人，杜衡为陕北特委书记，组织员冯文江，军事员杨国栋；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是焦维帜，选举白明善、赵通儒为候补委员。

会议明确了当前重要任务，一是整顿、恢复、发展党团组织，二是工作重点由城市转为农村。

会议的重要意义：一是统一了陕北党团组织的领导，二是恢复发展了陕北的党团组织，三是推进了陕北革命，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为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提供了落脚点。

说到这里，我们子洲的传统小吃馃馅，为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参会人员开了三天会，为避免暴露行迹，心思缜密的冯文江就想出了用馃馅代替“干饭”的主意，一来是馃馅便于携带，不容易引起怀疑，二来馃馅是硬干粮，含有大量糖分，能够保证与会人员的能量。

陕北特委成立后，1929年2月，在张家岔村村民柳营培的家里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杜衡、杨国栋、冯文江、等20多人参加会议，马文瑞等列席会议，这次会议选举谢子长为陕北特委军事委员。谢子长总结了三条斗争经验，一是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二是敌人力量越薄弱的地方越适合我们生存，三是要走井冈山道路，建立苏维埃政权。

摆在陕北特委面前，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建立革命武装。

陕北自有共产党和党团组织以来，经历了大大小小，不少腥风血雨，一次次血的教训让陕北特委清醒认识到，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只有有了自己的枪杆子，腰杆子才会硬起来。子洲南川、西川的党员积极响应号召，筹钱筹枪，各显神通。

1931年5月，拓克宽筹到长短枪20多支，拉起30人队伍，在山西吕梁举起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旗帜，这是陕北特委参与领导的第一支红色武装。

1932年3月，共产党员高朗亭、高文清、刘善忠三人，途径淮宁湾的雷珠山，他们乔装打扮一番，大模大样进入雷珠山寨，趁国民党民团不备，夺得6支步枪后，全身而退。于1932年3月12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这是陕北特委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红色武装。雷珠山夺枪事件，也标志着陕北武装斗争的开始。

1931年，这一年牺牲的一位烈士，英名永垂青史。他就是刘正平，三川口阳湾村人。在山西互济会从事秘密工作，因叛徒李来宾出卖，被捕入狱。敌人用各种酷刑折磨他，很多次，他都昏死了过去，敌人用凉水泼醒他，继续折磨，刘正平始终没有吐漏一点点秘密。敌人实在没办法了，于1937年12月在太原小东门外将其杀害。那一年，刘正平26岁，就义时，仍然高喊着“共产党万岁！”。家人收尸的时候，发现他体无完肤，十根手指头，惨不忍睹，还留着竹签子酷刑造成的累累伤痕！90年过去了，当年十指锥心之痛，依旧令亲者痛入骨髓，令后来人痛彻心扉！

有了自己的队伍，1935年3月，陕北特委决定武装开辟米西根据地，后因泄密而失败。同年8月，陕北特委派出工作组到米西，着手组建米西县委和米西苏维埃政府。工作组分两步进行：一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公开进行活动，打土豪、斗地主、打击恶名昭著的地主恶霸，赢得群众支持后，组织成立农协会、赤卫队，妇女会，发展党员。二是宣布成立米西县委和米西苏维埃政府，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进行土地革命，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农民有地种，有粮吃，就拥戴爱护苏维埃政府，纷纷送子侄参加游击队，游击队得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又反哺百姓，形成军民鱼水关系。米西根据地成功开辟。

米西根据地的扩张引起国民党的剧烈反应。1936年6月开始，以30个团的兵力疯狂围剿根据地。根据地游击队英勇反抗，双方经过几次围剿与反围剿的生死较量，发生了马蹄沟三眼泉、三皇峁、三川口吴家园等几次激烈战斗，双方各有损伤。但是刚刚建立的根据地，无论人力、财力、武装和国民党建制部队，都无法相比。随着时间的持久，米西根据地不断缩小，1936年11月，被迫撤销米西苏维埃政府，1937年初并入中共横山县委。

土地革命时期，子洲南、西两川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为粉碎国民党的围剿，舍生忘死，赳赳赴国难。他们中有何家集蛇沟村的高彦喜，有三川口楼坪村的杜良荣，有电市温家沟村被国民党用菜刀砍头示众的马宏恩，有驼耳巷为红军送饭被枪杀的农民马女·····还有很多很多牺牲的无名英雄，他们和共产党一起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迎来了一段和平时期。

1937年7月7日，随着全民抗战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二次携手合作，子洲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在1937年至1945年，8年间，子洲相对处于和平时期，没有经历大的战争侵袭。这一段时期，子洲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南川、西川的解放，一是子洲县的成立。

南川、西川的解放是国共摩擦的结果。这里有很深的背景：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晋西北的大部分地区，隔着黄河炮轰吴堡，准备西渡黄河进攻大西北。危急时刻，国共协商，在黄河沿线分段设防。八路军负责防卫绥、米、清、吴、佳五个县，在绥德设立警备区司令部。但是这五个县的行政事务均由国民党派的行政专员何绍南主管。一个区域，两套班子，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伏笔。

矛盾由何绍南挑起。他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何绍南先是成立绥德保安队，不断骚扰八路军驻军，再是教唆保安队穿上八路军的服装，贩卖烟土，赌博斗殴，败坏八路军声誉，最严重的是指使保安队先后打伤、打死多名八路军驻防官兵。

毛主席和彭德怀多次警告无效后，于1939年10月，从抗日前线调回王震三五九旅，到绥德加强防务。王震驻防后，何绍南故伎重演，污蔑王震部队是抗日溃兵，因为吃了败仗才回到绥德。

王震不吃那一套，见招拆招，针锋相对地烧了“三把火”：一是举办了抗日缴获成果展，铁的事实摆在面前，谣言不攻自破；二是揭露何绍南欺行霸市，鱼肉百姓等十条罪状，引起群众对何的强烈不满；三是运用雷霆手段，武力打击吴堡、绥德、义合等地的保安队，清涧的保安队望风而逃。国民党陕西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于1940年召回何绍南，其部众或逃或降，一哄而散。1940年3月27日，南川、西川全境解放，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

南川、西川的解放，为子洲建县创造了契机。建县前，子洲地处各县的边界，管理混乱，建设不便，土匪出没，为改善群众生活，巩固防护陕甘宁边区的东大门，1941年，绥德警备区设立绥米清安边办事处，计划在西川筹建一个新县。

1942年8月1日，西川县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下拨五万元经费。西川县成立后，于同年8月召开了划界会。专署、米脂、清涧、绥德代表及区长参加了会议。

划定：东自绥德沙滩坪区高家砭乡；西到横山复兴乡教场村，东西宽105里；南起清涧淮宁湾区淮宁河，北至米脂瓜园乡黑山则，南北长140里。

西川县成立后，辖54乡，人口8万8千8百。

1942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西川办事处（西川县）更名为绥西办事处。

1943年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联合签署战字第799号文件，令原绥西川办事处自1944年元旦起，正式成立县政府。

抗战时期，子洲除了这两件大事以外，还出现一名勇救周恩来的英雄—曹鸿都。那是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一行25人，南下西安与蒋介石谈判，途径延安甘泉劳山时，突然遭到近200名悍匪的袭击。随行人员大部分当场牺牲，只剩下周恩来、曹鸿都、张云逸、孔石泉4个人。曹鸿都一边举枪还击，一边指挥撤退路线。撤退过程中，周恩来突然晕倒，情况非常危急，曹鸿都想都来不及想，背起周恩来就跑。跑一会儿，走一会儿，跑一会儿，走一会儿，50多里山路，整整3个小时，曹鸿都背着总理不停跑，终于将周总理安全的护送回延安。

总理逝世后，工作人员从他的贴身衣袋里发现一张曹鸿都等三人与总理的合影，背面写着：“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如果说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的话，那么子洲就相当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长子。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物质极度匮乏，经济极度困难的时期，子洲县倾尽全力，利用境内的食盐、煤炭有力地保障了边区政府的经济。当时蒋介石一面对陕北根据地飞机大炮的进攻，一面挥舞经济大棒，封锁压榨陕北根据地。子洲的马蹄沟薛家崖、三皇峁、水浇湾等几个村，相距十里，盛产小盐，故有“十里盐湾”的美誉。子洲县委、政府响应边区政府，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动群众日夜生产，一面供给延安，一面销往其他地区，换回大量急需物资，食盐成为边区政府最大的经济来源。毛主席曾深情地说：“宁丢延安，不丢十里盐湾”。子洲三川口洞子沟煤矿、马蹄沟徐家沟煤矿至今留有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五团采煤遗迹。这些煤矿日产原煤20—30吨，为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边区的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转战陕北期间，林伯渠、李鼎铭率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马蹄沟驻跸50多天，毛主席从南川沿淮宁河踏上子洲的土地，从西川巡检司顺大理河而下离开子洲，足迹遍布两川。 1948年3月，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后，毛主席东渡黄河，走向西柏坡，决胜全中国。子洲随着全国一道走向了更加辉煌灿烂的新征程，子洲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