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十里盐湾

1942年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陈星的文章《十里盐湾》。

文中写道，十里盐湾“盐滩地约三百多垧，盐业劳动者六百多人，每年产盐在一万五千石以上。以四二年八月每斗一百一十元计算，值人洋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元。”

是的，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十里盐湾。初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延绥镇志》，在清康熙十二年（1674）修订版《盐法》中是这样记载的：“马湖峪、三眼泉、周田寨盐，即碎金驿盐也。汉桑弘羊大农部丞隶上郡独乐盐官，宋改独乐为永乐，在今鱼河堡。”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编撰的《绥德直隶州志》《盐法》中曰：“《通志》三眼泉在州西九十里，刮土煎盐，额设锅口一百八十五面。<原按>三眼泉盐厂衰歇，煎盐之所现在三皇峁、姜家崖等处，上下相距十余里，坐落三眼泉之东理水河岸，因卤淡不能成盐，先撒土地上一、二寸，以卤沃之，晒干复洒十余次，土咸聚积一堆，名曰种盐。复取卤以浸咸土，作圆窝形，盛以石板，通其下，沥取咸卤，以铁大锅煎之，乃成花盐。种盐之时，日晒则易成，遇阴雨则土又淡，而须复种也。”

清康熙十九年（1680），曾任延安知府的王廷弼在《中东两路盐法议》中也曰：“马湖峪盐，皆以人力煎熬。隶之绥德者，为三眼泉。隶之米脂者，为周田寨。隶之鱼河者，为永乐仓。当日止计锅盐税，而无票税。票税之后，自明之天启年间始，国朝因之。”

正是因为有了西川的食盐和煤炭，才有了毛泽东“宁丢延安，不丢十里盐湾”和“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额、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一部分军队及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故盐对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的话语；也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谢觉哉的“盐是边区最大出产，也是除公粮外，政府最大收入”的日记；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边区产盐地区，一是三边，一是绥德三皇峁。三边的池盐分布在定边、盐池的北部。在长城内有老池(池最大)、澜泥池、莲花池、娃娃池、湾湾池、红崖池、波罗池(池最小)等。在长城外有苟池(盐质最好)、阿波池、北大池等。产盐的方法是依靠日晒盐水结成晶体的自然晒法，特别是三皇峁、驼尔巷等地称为十里盐湾，盐的储量非常丰富，已供民用达千年之久”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