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扶之（1923-，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王扶之，别名王硕，1923年9月24日生于陕西省子洲县三眼泉楼砭傅家新庄。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测绘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测绘股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二团通信参谋、副连长,师司令部通信股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五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五师十四团副团长。1949年任第一一六师作战科长，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团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起任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团长、一一五师副师长、师长。1954年起任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部长。1975年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1980年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文化启蒙

1923年9月24日生于陕西省子洲县三眼泉楼砭傅家新庄。世代为贫苦农民，五岁丧母，随爷爷和父亲长大，后因家中日益窘困，父亲只好背井离乡到延安的一家远房亲戚的地主家打工，从此就成了地主家的一个小放牛娃．稍大些，就轮流到附近的一些富裕农家打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求人将王扶之送到一家私塾上了三个月学。尽管读的是：“三家经”、“百家姓”，这却是他文化启蒙。

十二岁参军

王扶之十二岁那年，延安一带常有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活动，看到这些与穷苦百姓休戚与共，与当时的旧军队根本不同的红军，他萌发了要当红军念头。凭着自己十二岁身高1米6多的个子，告诉红军说自己有17岁，于1935年7月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26军，当了一名小红军战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土地革命时期

1936年13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六军七十八师少共营战士．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战士，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测绘员；参加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和重大战略行动。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测绘股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二团通信参谋，二营六连副连长，师司令部通信股长；随其所在的英勇善战的部队，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七省，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张店、盯店、讨代“顽固派”石友三、曹甸、郑潭口、淮海区和盐阜区反“扫荡”、叶纤子、阜宁、两淮等战役和战斗。其所在部队与兄弟部队一起，先后开辟了晋东北、晋西（平山地区）、晋东南（太行山）、冀南、冀鲁豫、豫皖苏、皖东北、苏北、皖江和淮南等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营长，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作战科长，五师十四团副团长，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三四三团团长；随其所在的部队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南三大战略区，参加了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夏季、秋季、冬季攻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历经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天津、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等13个省、市、自治区，征程万余公里，战胜了零下40余度的东北奇寒和零上30几度的江南酷暑，从东北的松花江，一直打到祖国南疆镇南关。在战斗中，王扶之曾多次立功受奖，在姜家店迫击、攻克锦州、平津战役之攻克天津的战斗中，先后荣立大功三次。在攻克锦州和攻克天津的战斗中，担任主攻团副团长、团长。

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10月21日首批入朝参战，任志愿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团长，而后任一一五师师参谋长、第一副师长、师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1年阵地防御作战，1952年春季、夏季巩固阵地作战、秋季战术性反击和朝鲜西海岸反登陆、反空降防御备战准备，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3年5月回国后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师长。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后任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师长、1960年任三十九军参谋长、第一副军长，1968年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任作战部副部长，部长，在1969年和1974年任总参作战部部长期间，协助军委首长叶剑英、邓小平参与指挥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1975年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山西省委书记,1980年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和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3] 1998年离职休养。

十二岁当红军

由于穷困，3个月后王扶之辍学，继续给人家开荒种地，经常只身一人在野狼经常出没的地方干活。那时，延安一带常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活动。从小见过不少反动军队的王扶之头一次觉得，红军是一支令人可亲的部队，因为他们经常为老百姓挑水扫院子。

“我想跟你们到队伍上，行不行?”一天，十二岁的王扶之突然萌发了当红军的念头。回话的红军看他一脸稚气，不免疑惑：“你多大了?”“你看我有多大?”王扶之不知哪来的机灵。“有十六七了?”“还真差不多。”就这样，十二岁的王扶之成了一名小红军，来到红二十六军“少共营”。这个“少共营”最大的十七岁，一般只有十五、六岁，但像王扶之这样年纪的孩子还少有。

两人对付

王扶之将军喜打篮球，为红军部队篮球队主力队员。将军个子高，投球如塞囊中物，若对方投球，将军一跃，可把将进之球用手从篮圈中顶出。故每次赛球，对方必派两人专门对付他。

赤手夺枪

1935年10月1日，徐海东、刘志丹定下了围城打援的方案。红75师在劳山路东，红78师、红81师一部在劳山路西，在劳山形成一个夹击的态势，专等敌人送上门来。

很快，东北军110师进入红军的包围圈。10月1日下午2时左右，红军75师、78师、81师一部发起冲击，一下子把敌人分割成好几段。敌110师就地慌乱地组织防御，红军则就地各个围歼。少共营共有200多人，负责攻打一个小高地。那时王扶之参加红军不久，还是个红小鬼，因为红军武器少，他就扛着一柄梭镖冲锋。

营长简短地给他们明确了任务，全营分三个梯队，一个梯队正面进攻，另两个梯队两侧迂回。

少共营都是些娃娃兵。他们冲到高地底下，就听到敌人在用东北话喊，“底下都是些小疙瘩，不成气候。”小孩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死。敌人一叫喊，这些红小鬼更来劲，正面进攻牵制，两侧迂回就攻上去了，子弹在他们头顶上嗖嗖飞个不停。敌人盯着正面放炮打枪时，两侧的娃娃兵已经冲到眼前了，王扶之端着梭镖直奔一个举枪瞄准的敌人，“缴枪不杀！”梭镖抵到了敌人脖子上，敌人只好跪下双手将枪举过头顶，王扶之一把就夺了过来。从此，他拥有了从军以来的第一支枪。

劳山战斗以后，王扶之离开少共营调到75师223团，在三营当通信员。1936年2月，他又被派到军团部测绘训练班学测绘。事情就这么巧，在军团部一起学测绘的同学有个叫马德良的，说一口东北话，王扶之觉得他面熟，就和他聊天，原来马德良正是劳山战斗中被少共营缴了枪的俘虏兵。他被红军俘虏后，看到红军官兵一致，就要求留下当兵，不回老家。马德良对王扶之说：“当时，我们在山上往下一看，底下都是些小疙瘩，我们一想没啥事。没想到你们这些小疙瘩不要命，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缴了枪。”马德良又说：“还真得感谢你们，把我给提前解放了。”后来马德良因为作战勇敢，当了红军的团参谋长。

大难不死

抗美援朝时，王扶之出任某师副师长。这支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打出了雄风。

1952年夏末秋初，王扶之所在的师坚守临津江以东阵地。敌军为夺取它，将成吨的重磅炸弹倾泻在志愿军的阵地上。顿时，黄土变成焦土，岩石成了粉末。

1952年8月2日，已担任代理师长的王扶之正在山洞里和参谋们研究战况，随军的新华社记者刘鸣在赶写战地报道。突然，一声沉闷的巨响，山洞顶部被重磅炸弹命中，洞里的王扶之等7人被掩埋在漆黑的山洞里。

王扶之顿时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耳朵嗡嗡直响，身体好像被千斤重担压着。后来他才知道，炸弹爆炸时巨大的气流一下子将他推到了坑道尽头，压在碎石乱木之中，而新华社记者刘鸣和3位师机关的同志当场就牺牲了。王扶之和两位幸存者，相互挣扎着从土石堆中爬出，他们整整用了大约3个小时。

刚刚从死亡里爬出，3人又痛苦地再一次面临死亡的考验。当时洞内与外界隔绝，首要的是让洞外的战友知道洞内的人还活着。于是，他们敲打脸盆、水桶、饭盒等物品，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一天之后，洞内空气越来越稀薄，里面没有一点粮食和饮水。王扶之和战友们懂得，有水就有生命!他们把尿集中在一起，以备在最困难的时候用。此时，他们喉咙干渴，难以忍受。3人都想到了死，但没有恐惧感，惟一有些失望的是，这种牺牲总有点不壮烈。在近乎绝望之时，他们听到了响声——山洞的一头传来连续不断的挖掘声。顿时，3人增添了求生的勇气。

当王扶之他们遭敌机轰炸失去联络后，志愿军总部命令全力营救。彭德怀司令员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王扶之他们抢救出来，万一牺牲了，也要将其遗体挖出，运回国内。”

当时洞外的官兵无法知道王扶之等人死活。负责挖掘的指挥员反复告诫，要注意观察洞内存在生命的征兆。抢救挖掘工作进行了30多个小时后，王扶之等3人才被师工兵部队救出。战友生死重逢，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纵横。将军回忆此事时曾感叹地说：“要不是洞中两只苍蝇飞出，我这条小命早完了。可惜的是我没记住那位工兵连长的姓名，至今仍未找到他。” 而且，对于人们都十分厌恶的苍蝇，王扶之将军把它们称为“救命恩人”，从不加害。

山东之行

1973年，王扶之向叶剑英建议，为加强渤海海湾地区协同作战能力，由他带领一些人员到山东半岛勘察地形和调查研究，以便制定作战计划。对这一建议，叶剑英十分赞同。于是，王扶之他们来到山东地区。说来凑巧，王扶之所到的部队，事前有江青的追随者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前脚“驾到”。这些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当时有恃无恐，狂妄傲慢。对这些人的表现，部队官兵怨声载道。跟随王扶之的一位参谋出自义愤，事后未和大家商量，将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一封信寄给周恩来。没想到，这封信被“四人帮”截获。于是，这封信成了“告黑状”，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批给总参，要求严加查办，并要追查黑手和后台。王扶之又一次首当其冲。

在追查王扶之的同时，那位写信的参谋被当作反革命隔离审查，进了“学习班”。当时与王扶之同行的还有数人遭到牵连和诬陷。在“四人帮”眼里，王扶之的这次“山东之行”是受叶剑英指派的。当时“四人帮”的爪牙三天两头找王扶之谈话，其目的是要从王扶之嘴里掏出叶剑英的所谓“罪行材料”。王扶之早就看出他们的野心。为了保护叶剑英，王扶之在谈话和“交待问题”时从不涉及叶剑英，自己全部承担起来。

审查期间，王扶之被免去了作战部部长职务。1975年，对王扶之的的审查结束，给他的结论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调离总参，到山西担任省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