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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吹响了号角，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奏。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有一位北方的热血青年，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发奋苦读，探求真理。这位青年才俊就是陕北大地上走出的李子洲。
就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位南方的热血青年也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寻求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未来出路，这位心怀远大理想的青年就是来自湖南韶山冲的毛泽东。
历史让南方和北方的两位青年在北大相遇!
1918年，李子洲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住在三眼井吉安所左巷六号的院子里。六号院共有十来间房子，全被陕西籍来北京求学的学生包租了，与李子洲同住的还有陕西进步青年学生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等。他们住在一块朝夕相处，逢到星期天或节假日，住在别处的陕西同乡，也常来左巷六号聚会。当时，与左巷六号一墙之隔的左巷七号院子，住着一群来自湖南的青年学生，有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萧三等，他们大都是湖南新民学会的成员。因为是一墙之隔，所以他们之间都比较熟悉，平时来往也比较多，茶余饭后，常聚在一起聊天，从国家民族大事，到学术问题，乃至生活趣闻，无所不谈。毛泽东在左巷七号住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李子洲的印象非常深刻，除了李子洲喜欢散步，爱背抄着手在巷道里踱来踱去外，最主要的是单从身材、长相、胡须、举止诸外形方面来看，李子洲与李大钊十分相似。所以湖南籍的青年一谈到李大钊，自然就联想到李子洲。
《大学中庸》上曾有过“北方之强”、“南方之强”之说。新民学会觉得李子洲等“共进社”诸贤，具有“北方之强”的气质。他们质朴，豪侠，勇敢，坚强，言必信，行必果。李子洲他们对湖南同志的印象也极好，谈话中常常夸赞湖南新民学社成员敏事慎言，好学深思，具有“南方之强”的特点。李子洲人长得很魁梧，大约1.8米左右，跟毛泽东差不多一般高。他比毛泽东大一岁，比罗章龙大四岁，他们都称呼他子洲大哥或子洲兄。
在黑暗的旧中国的漫漫长夜里，在二十年代前后的一段峥嵘岁月中，全国两个著名进步社团的同志，为争中国人民的神圣尊严，为争中国的光明前途，而团结一致，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令他们终生难忘。
李子洲和毛泽东在北大期间都加入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和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常常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亢慕义斋”读书，思想交流，理想碰撞，共同信仰，同谋未来！他们在北大新思想熏陶下，最终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的信仰。
从北大走来的青年毛泽东，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开启了新的征途，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1926年春，李子洲的学生李波涛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回忆他和李子洲的友谊时说：“李子洲的确是我党难得的精英人才。我和子洲同志是老朋友了。五四时期在北京三眼井，以他为代表的陕西共进社的朋友们与我们湖南新民学会的同志是一墙之隔的近邻。白日里谈笑风生，到夜晚鼾声相闻，真可谓志趣相投，息息相通，交谊深厚。从那时起，我就很乐意和你们陕西人打交道了。”
从北京三眼井吉安所左巷的“隆然高炕”上走出的陕西共进社的精英李子洲、刘志丹、谢子长后来成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袖人物，为中国革命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共西北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卓越的政治家、组织活动家和教育家李子洲，因叛徒出卖，在国民党百般折磨下，于1929年6月18日牺牲狱中，英年早逝，何其不幸！
他的学生刘志丹、谢子长都被评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在李子洲开创的党组织坚强领导下，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创建了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最后统一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危亡时期，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关键时刻，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英明领导下，继而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出发点。
1942年9月，毛泽东题词称李子洲为“陕北共产党奠基人”。
1943年12月，为了纪念李子洲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同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从1944年元旦起，将绥德、米脂、清涧和横山四县划地筹建的绥（西川）办事处正式成立县政府，更名为子洲县。
1944年1月10日，在双湖峪召开子洲县成立大会，大会的名誉主席团阵容庞大，分别由毛泽东、朱德、高岗、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袁任远、徐司令员、王震、何副校长担任。
1982年，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这样评价李子洲：“李子洲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拓荒与播种者、奠基者；党在这里扎根很深，这里的群众基础相当雄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足迹遍十一个省区，最后能得以在陕北落脚，站稳脚跟，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的。仅此一点，李子洲同志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